明太祖朱元璋曾问群臣：“天下何人快活？”有说功成名就的，有说金榜题名的，还有说富甲天下的，等等，太祖均未置可否。有个叫万纲的大臣回答：“畏法度者快活！”此言一出，众皆愕然。太祖却龙颜大悦，连夸其见解“甚独”。
   古往今来的史实证明，敬畏法纪是做人的根本，是成事的必须，更是一生平安的保障。原重庆司法局局长文强，也曾出生入死、身先士卒，抓获“中国头号悍匪”张君，当是有功之人，但当其权倾一方之后，开始目无法纪、只手遮天、气焰嚣张、罪行累累，最终被绳之以法。
   先贤早就有训，对于法纪，“畏则不敢肆而德以成，无畏则从其所欲而及于祸。”一个人如不敬畏法纪，为人处世就会变得狂妄自大、无法无天，甚至贪得无厌、肆无忌惮，最终吞下自酿的苦果；而常存敬畏之心，就会言谈有规、举止有矩、为人正派、做事踏实，从而在工作、生活和自身修养上有所作为。
   敬而生畏。真敬假敬，问问群众；真畏假畏，百姓口碑。倘若这种畏仅是慑于巡视暗访的查办，而不是发自心田，断不会长远，也难有修为。无以规矩，难成方圆。知晓党纪国法是行政施策的“底线”，才可能化畏为敬而自觉维护遵守。邓小平同志曾说他有“三怕”：一怕党，二怕群众，三怕民主党派，体现了领袖敬畏法纪、敬畏群众、敬畏监督的高度自律。实际上，敬畏法纪并非宏哲大理，简单说，谁不敬畏法纪，谁就会在法纪面前碰个头破血流。
   延安时期，毛主席去医院看望关向应政委，两人在病房愉快地交谈。护士进来说：“同志，医生吩咐，病人要安静，不能会客。”毛主席说：“对不起，小同志。”随即辞别关向应离开了病房。
   一次，周恩来在北戴河需要看世界地图和一些书籍。工作人员打去电话说：“有位领导要看”，接电话的小黄回答：“我们有规定，图书不外借，要看请自己来。”周恩来便冒雨来到图书馆。小黄一见是周总理，心里很懊悔，总理却和蔼地说：“无论谁都要遵守制度。”法纪面前人人平等，只有领导干部率先垂范，才能引领实现遵纪守法的新常态。敬生于心，由敬生畏，既可修其心、坚其志，还能正其身、端其行。敬畏既是党员干部的一种胸怀和境界，也是一种责任和坚守，根本源于执政所需的自觉与修为。
   话说回来，为何拥有同样的权力与地位，面对同样的灯红酒绿和香风臭气，有些官员能够洁身自好、一身正气，有的就同流合污、骨酥筋软？说到底，症结就是对法纪缺乏敬畏。“法律必须被信仰，否则它将形同虚设。”一旦有某种势力凌驾于法律之上，人们就不会对法律有敬畏之感，法治也就会遭到破坏。无论是百姓还是领导干部，都要服从法纪，做到“心有所畏、言有所戒、行有所止”。
   《坛经》有故事说：“时有风吹幡动。一僧曰风动，一僧曰幡动。议论不已。惠能进曰：‘非风动，非幡动，仁者心动。’”敬畏法纪也讲求“不想违，不敢违，不能违”，“不敢”、“不能”源于法纪的惩治与机制的约束，两心中“不想”“不动”才是敬畏法纪、端正修为的根本。（姬建民）